最近，有个新闻是《狼图腾》在被推送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之后，因为主创人员中外籍过多而被主办方驳回，《滚蛋吧！肿瘤君》在最后一刻幸运顶替。这种事故在奥斯卡外语片的历史上实在是太常见了，几乎每年都会有对于申报名额的争议。

因为一个国家只能选送一部影片，要想获得提名，首先得从自己国家冲出重围，成为官方推荐的选手。这里的官方，可能是政府电影主管部门，也可能是同业组织。奥斯卡主办方希望每个国家送来的是该国「最好的」作品，事实上收到的多半是官方认为「最合适的」而已，经常会压倒艺术。

历史上常常出现某国家推举了某部影片后又后悔，想撤回或重推，奥斯卡主办方这时候会拒绝撤回。比如1981年波兰先是推荐了安杰伊·瓦依达的《铁人》，然后觉得不合适想反悔，主办方坚持让《铁人》参赛，但未能得奖。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1990年，中国的电影局推举张艺谋的《菊豆》冲击奥斯卡，这是张艺谋在《红高粱》之后的第二次获选。但因为这部影片的投资来自日本，也得到了西方电影节的青睐，在那个特殊的年份，它们似乎让它的人物身份有点敏感。影片在中国未能正常公映，而电影局提交报名之后又想撤回《菊豆》，但奧斯卡主辦方再一次拒绝了。这两种微妙因素反而助推《菊豆》入围了提名名单，是中国電影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這種榮譽。

奧斯嘉對於申報資格的事更為頻繁發生。在1981年的巴西，一部獲獎電影“街童”（Pixote）因為美國的一些評論獎都給予肯定，被看好參賽，但由於發布日期早於允許期限，這個資格遭到取消。而且那一年瑞士和印度尼西亞提交的一些電影，因為缺少英文字幕也被取消資格。

這種低級錯誤今天應該看不到了。在外語片中，有時候並非所有非英語就一定符合規定荷蘭曾有一次提交了一部法國與荷蘭合作製作、主要語言為法文的大型製作——"神秘失蹤"（The Vanishing），但由於主要對白使用的是法文，這樣做違背了奧斯嘉規定的當地語言占51%以上要求，因此被取消資格。

香港經歷過類似的問題。2002年，由杨紫琼監製、鮑德熹導演執導的大型製作“天脉传奇”，雖然是一齣完全用中文拍攝，但因為其中包含大量英文對話，不符合奧克薩仕所需81%當地語言比例，所以最終無法通過初步審核。此後幾十年的時間裡，這種情況仍然接連發生，使得香港成為繼波蘭之後，又一個長期處於爭議焦點的地方之一。

阿根廷1992年的爭議事件，更顯其戲劇性。那一年原本選擇了一部名叫“世界上的某個地方”的電影作為代表參加競賽，但是最後才決定改派另一部作品——“心靈的地圖”。結果，“世界上的某個地方”的導演轉向尋求烏拉圭方面支持，並成功獲得他們推薦參加競賽。在稍後宣布五強候選人的列表中，“世界上的某個地方”以烏拉圭名字登記進入前五位。但是在那周末之前，只要僅僅兩週之間，那場決策迅速變成了空談。一旦開始調查，他們發現大部分創作者都是阿根廷人，只有幾位烏拉圭人涉及這一切。他們隨即從提名清單中刪除它，這意味著那年度只剩下四張票可以投票給其他國家打造的心靈故事成員之一。而2011年則爆出了波多黎各沒有一張票可投的情況，因為他們不是獨立國家，所以不能成為合格者加入此項競爭中的正式選手。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我們認識到一些基本原則和條件會讓我們感到困惑，而且我們正在試圖解釋，我們也知道有些事情總會出現混亂和不確定性—尤其是在面對如此複雜的情境時，如今真正理解那些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正是我們需要進行探索的一環。

这些问题表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对待文化交流和艺术竞技时存在着复杂的心态，这种心态既表现为一种尊重与包容，也体现为一种自我保护与界限划定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我们不断试图通过规则来规范这一过程，却始终难以避免类似于这个问题层出不穷的问题出现。这是否说明我们的规则已经跟不上了时代？或者说，我们对这个奖项本身定义出了一个误区？

总结来说，每当关于奥利维尔·塔维内尔这样伟大的导演离开时，我们仿佛失去了指南针。不仅他作为导演带给我们无数灵感，而且他的生活方式也激励着我们追求卓越。在他离去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怀念他留下的足迹，并继续沿着他的路线前进，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到底，无论未来如何变换，都不要忘记那些永恒的话语：创作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如果你愿意的话，请随我一起走过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小径，看看将来会发生什么奇迹吧！